前言：回看公园入华之初，它所表征的现代化梦想、它在知识分子眼中的启蒙气质，令人不禁感叹，在百余年的时间中，公园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，并开始扮演新角色。学者林峥在新书《公园北京》中指出，“以公园为视角，管中窥豹”，能够“呈现晚清至民国北京政治、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文学诸方面纷繁复杂的变革”，以下是第一财经与林峥的对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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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财经：公园如今是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场所，你为什么研究它？

林峥：我对公园有亲近感。80后小时候，学校组织春游、秋游去公园，在全国都很常见。我的家乡福州有各种各样的公园。西湖公园有1700年的历史，从名胜改建而来；游乐性的公园有左海公园等；我家旁边有一个叫温泉公园的绿地公园，我和妈妈吃完饭经常去散步，我妈常去跳广场舞。所以，研究公园是一个感性的契机。对我来说，公园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另一面，公园也可以借来讨论城市。这个话题很生活化，不太容易被大家关注，实际上，公园在历史、社会、文化、政治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本科时我去台湾交换，认识了《城南旧事》作者林海音的儿子，获得了一些一手资料。林海音的公公夏仁虎是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，写过一本讲北京的书《旧京琐记》。夏仁虎、林海音两代人不同的北京记忆和书写，比较起来很有意思，我就此写了本科论文。公园对夏仁虎（1874~1963）这一代人挺重要的。民国时期，他和老朋友经常在北京各大公园“诗酒交游”，雅集的地点从陶然亭等南城名胜，改到了城内的公园。

我在北大读研期间，导师陈平原教授、师母夏晓虹教授，以及吴晓东教授、姜涛教授和客座授课的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等，都开了城市研究的课。受他们影响，我对梁启超的城市想象、沈从文1920年代作品中写的北京生活经历、张恨水小说当中的公园等都产生了兴趣。公园对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来说，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。陈平原教授当时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叫“来今雨轩的过客”，想研究以前的北京中央公园（现为中山公园）有哪些著名文人的行踪交道等，后来他把这个题目“送”给了我，就是《公园北京》的第二章。

公园是看待北京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，北京的魅力在于新旧交融。我写到的这些北京的公园，历史上是清代皇家园林，保留了传统中式园林的外观，也学到了西方公园的精髓，甚至有新的发挥。比如当时引入图书馆、音乐厅、体育场等现代设施，成为文化社会的公共空间。

李欧梵的《上海摩登》对中国城市研究是个重要开端，摩登就是西方的Modern，他认为现代性就是以西式城市为范本的。我写“公园北京”，近期又从整体上思考中国城市的意象，都是想提出，中国城市有自己的发展路径，不是亦步亦趋按照西方的现代性道路去走。

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是一个独特的个案，不具有普遍性；北京则能很好地展现本土传统和西方外来影响的融合。像烟袋斜街这样的胡同，有推着代步车的老大爷，有很多英文招牌，有时髦潮人，整体看上去相得益彰，氛围非常自然。《公园北京》就是讨论公园这个西方舶来概念，在北京怎样得到很好的接纳，又发展出自己的特色。

第一财经：国内各地都有公园，因各城市的风格不同，公园也不一样。你来自福州，在北京求学11年，之后又到深圳、广州工作，对这些不同城市的公园有什么观感？

林峥：学者们研究上海的公园已经很多了，但主要是集中在1860年以后，从公家花园到外滩公园这类由工部局在原租界区建的西式花园，主要是服务当时的殖民者。另一类公园式的公共空间就是像张园这样，晚清时候开放的私园，代表上海公园的另外一条脉络，也很有意思。

民国的时候，北京和上海的公园有比较大的不同，跟两个城市的气质也比较契合。比如，北京的公园是文化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，但是鲁迅、沈从文等人到了上海以后排斥去公园。其实那时候上海的租界公园已经对中国人开放了，可他们觉得那是洋人的天下，心里还是有民族主义的情绪。

美学趣味、文化气质上也不同，比如当时知名的上海文人叶灵凤到北京以后，第一天晚上朋友就带他去了中央公园。他觉得走得脚痛，不能欣赏一大片柏树、大家坐在树下喝茶的那种非常北京风格的趣味。北海公园比较像西式公园，气质偏浪漫、现代，他就比较喜欢。海派文人包天笑在北京时，也不喜欢中央公园，最不喜欢来今雨轩，他喜欢柏斯馨，是一个西式名字的咖啡厅，不卖茶，就卖咖啡、汽水、西式点心等。他说在那里也可以碰到一些上海的朋友。

当代上海的公园也有个性，比如人民公园，有相亲角这样传奇的地方。

深圳是我工作过的城市，也有很多公园。深圳常以公园绿地自豪，据说是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。但深圳是没有丰厚历史资源的城市，公园基本上是绿地、湿地公园或主题公园。

我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任教之后，那时先去了越秀公园，但好像爬山的位置不是最佳，印象不深刻。临近来美国访学之前，一位在广州美术学院教建筑史的老师带我去了一个公园叫兰圃，是1950年建的，非常漂亮。兰圃靠近广州流花展贸中心（原中苏友好大厦，老广州人称“苏联展览会”）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国政府为了接待参加广交会的外宾而打造的公园，是一个展示风采的窗口。

民国的时候，国民政府在原清朝皇家园林的基础上，建设向公民开放的公园；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建了一大批公园，也是在新政权成立之际，通过改造城市的空间，宣示政权的合法性，定义这个空间是为什么样的人服务，这是珍视主权的一种表现。

第一财经：最近你在哈佛访学，对美国城市的公园、校园是不是也有一些体会？和国内的公园比较，有没有特别之处？

林峥：公园是从西方起源的，但在欧美，特别是美国大城市里，公园变成了大家不常去的，有时候甚至成为流浪汉、瘾君子等人群聚集的场所，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。我想可能与城市化导致市中心的衰落有关系，公园失去了日常化的环境。

有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建筑师曾经和我说，他很喜欢中国的公园。他认为东西方人对自然的感受、与自然的联系不一样。在他看来，中国人传统上与自然的连接就很强烈，信风水，大家喜欢到自然当中去，公园是一种仿自然、半自然的空间。西方人缺乏这样的传统。

我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。在欧洲，比如法国，大家很喜欢坐在户外，在露天的草坪上、街边的绿地坐着。但这个建筑师说的有一点是有道理的，中国人从传统开始，就有很长的园林文化。也许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当中。

不同国家的公园风格也不一样。法国的公园，比如凡尔赛宫的花园是几何形状的，草木修剪得很整齐；英式花园则是很瑰丽的感觉，有很多各种颜色的花，修剪得非常漂亮，据说英式园林受到过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；美式公园更粗犷，目标是仿效大自然，不会特别有匠心地雕琢花草，像纽约中央公园也是比较野生的风格。

这些区别跟公园的建造、使用者是有关的。公园的景观跟公园的定位关系密切。前面说的那位带我去兰圃的建筑师告诉我，法式花园本来是皇家花园，是给贵族坐马车经过时看的。坐在快速驶过的马车上，或者从宫殿里的窗子往下望，就是欣赏几何式景观的“正确视角”。现在普通的游客在里头走着看，其实与当年的视角是不一样的。

中国传统园林里的亭子、假山等设计都很巧妙，一般亭子会在园林中最好的一个点，通过园林中的移步换景，在这个点可以看到整个园林当中最漂亮的景观。通常亭子当中有一张桌子，旁边会环绕着几个小凳子，这是给主人喝茶欣赏园林风景用的。

现在因为园林大多被改造成现代公园，是供游人观赏的，不希望游客在亭子里逗留太久，所以公园里的亭子经常是没有桌椅的，取而代之的是路边一条条的长凳，可以让游人暂时休息一下，但不长久地坐。现代公园强调流动性。

第一财经：研究过晚清、民国、共和国之初的公园，你又是一个喜欢逛的城市漫步者，结合研究和体验，能不能给现在的公园发展提点建议？

林峥：我最想说的有两点。一是公园比较受城市先天的历史文化因素制约。我认为公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挺重要的，城市应该考虑怎样利用历史资源去打造或改造公园。

另一点，我做公园研究，写文章、出书都有一些年了，但从去年开始，这个题目突然变得热了，常有媒体来约采访。我觉得跟疫情是有关系的。疫情期间大家出去不方便，主要就在自己平常生活的城市，选择有限，那就重新看看公园。这样就形成了重新发现公园价值的一种公共话语，公园又变流行了。

疫情封控使大家意识到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。从对公园的需求也可以看出，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和城市的关系、人和公共空间的关系。最近听在北京的朋友说，现在北京到处都是人山人海，每个公园人都很多，是“报复性玩耍”的节奏。

《公园北京：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（1860-1937）》

林峥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